三位“红色金融家”为革命军队当家理财的故事

解放日报 | 2021-05-18 13:35:26 | 分享至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民担任起“扁担银行”的政委,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爬过雪山草地,翻越万水千山,即使经历艰苦卓绝,依然恪尽职守,没有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

要塞之地遵义是红军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进城之后,红军急需补给物资,然而,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物资,而对于“扁担银行”里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感冒。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好在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雷厉风行打击了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的十余天,毛泽民带领“扁担银行”员工设立苏币兑换点,老百姓可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流通了起来。

创业艰难百战多。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当地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家不同寻常的“扁担银行”,虽然居无定所,设施简陋,但始终坚守着红色金融机构的信誉之本。

“扁担银行”辗转南北,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参加长征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个人了。“扁担银行”的家当经清点,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毛泽民的名字,也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马背银行”: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

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虽然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只身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上海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却不幸被捕。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出狱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里,谋到了一份月薪20块的出纳工作。

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时雨”,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人地两熟、又有“理财头脑”的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双亲,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庄老板踏破了高家门槛,妻子只好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东躲西藏。对于先前借用的钱款,参加革命后的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这片红土地,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每个厂址和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林林总总,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万人口使用。据说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有的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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